一九七九年，我国法院判处的年满14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犯占全部刑事罪犯人数的4％，一九九一年达7.24％，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数量上升，犯罪人员呈低龄化、手段成人化的趋势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严重因素，已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担心，是当前亟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有诸多的主要客观原因，而要解决这一问题，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，现就这一工程中对少年犯适用问题谈谈本人一些粗浅的看法。
我国刑法规定，对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的犯罪分子，可以宣告缓刑，它适用于那些罪行较轻、确有悔改表现、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。它可以避免狱中的相互恶性感染，有利于罪犯家庭生活的稳定和社会安定，更有利于青少年犯的身心健康发展。
世界各国在司法实践中，已将缓刑作为少年犯刑罚适用的重要制度，其实，缓刑产生的最始初，即用于少年犯，其后十数年才用于成年人，本世纪以来，不同于成年人法规的青少年法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，但在早期制定的青少年法规中，缓刑的适用仍是被动的，狭义的，多是单纯的从审判程序，量刑轻重等方面来处理少年刑事案件，这些法规，虽然较之过去更有利于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，但对预防犯罪基本是无能为力的，丝毫没有阻止青少年犯罪的迅猛发展。一方面，作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，西方国家的青少年犯罪现象日益加重，另一方面，当时的普通刑法和早期青少年法由于过多依赖单纯惩办和威吓，已不能有效制止青少年犯罪的日益增多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学家们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，他们认为社会越进步，社会联系就越广泛，而青少年正处在生理、心理的发育阶段，各方面都不很成熟，思想幼稚单纯，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，自我控制力较差，可塑性较大，因此，外在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，任何一个青少年的犯罪都决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个人现象。家庭、学校、社会都应当负有责任。一些当权者也意识到，青少年犯罪的严重情况，单靠司法机构、法津条文或一般意义上的缓刑处罚是招架不住的，必须依靠社会力量来治理青少年的犯罪问题，于是，通过法律形式，将早期青少年法规中的单纯刑事观点及一般意义上的缓刑处罚，一变而为以保护青少年为主的缓刑适用思想。实现了法律史上的一次重要演变，至此，缓刑作为保护青少年的一种具体形式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，其含义也有了新的扩充，与此同时，一系列有利于教育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办法也应运产生。如美国有的州关闭了大型少年教养院，开始了所谓“非专门机构化革命”，采取了以社会为基础的寄宿和非寄宿两种类型矫正措施，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对少年犯加以监督、控制，施以所谓感化，使之改恶从善还有其他一些措施在其他国家得到使用，如军事性管束，职业训练，限制社交活动和时间自由，执行强制一性义务等等。以上措施都体现了几条基本原则，即国家对犯罪青少年实行人道主义原则；社会感化“恢复正常”原则；保护预防，社会安全原则；尊重和保障青少年个人权利和原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