牵连犯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在法律上的反映。在法学理论上，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，其手段行为或目的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。
　　牵连犯具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：1.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。如行为人为窃取他人财物而入室盗窃，其入室的行为是为了达到窃取他人财物目的的手段行为，触犯了刑法规定的“非法侵入住宅罪”的罪名。其窃取他人财物的目的行为触犯了刑法规定的“盗窃罪”罪名。2.行为人实施某一犯罪，其犯罪的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。比如行为人实施了盗窃枪支的行为，触犯了刑法规定的“盗窃枪支罪”。后行为人将盗窃来的枪支隐匿，其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刑法规定的“非法持有、私藏枪支”罪。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有几种情况容易与“牵连犯”相混淆。
　　第一种情况：如行为人为了追求非法剥夺某人生命的目的，采用爆炸、投毒等方法，放任造成不特定多人的伤亡和公私财产巨大损失的严重后果。对此有人认为，行为人的犯罪手段触犯了“爆炸罪”或“投毒罪”的罪名，其目的行为触犯了“杀人罪”罪名，是“牵连犯”。其实，上述案例不是“牵连犯”，而是“竞合犯”，因为杀人仅是行为人追求的犯罪目的和实施犯罪的动机，为犯罪目的实现，实施了一个“爆炸”或“投毒”的行为，无法区分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，不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“牵连”关系，实际是一个罪，不是牵连犯。另一种情况：如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盗窃铁路枕木出卖，造成运行列车出轨翻车的恶性事故。有人认为行为人是“牵连犯”，其“盗窃”枕木的目的行为触犯了“盗窃罪”，其盗窃枕木的结果又触犯了“破坏交通设施罪”。其实，上述案例也不是“牵连犯”，而是“竞合犯”，因为，行为人也只是为了实现盗窃的目的实施了一个行为，其结果触犯了其他罪名，只有犯罪结果而无结果行为，不存在目的行为(与结果行为相对称应称为原因行为)与结果行为的“牵连”关系，实际是一个罪，也不是牵连犯。还有一种情况：行为人为了达到某种犯罪目的，实施了两个以上行为，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分别构成两种性质的犯罪，但在立法上将数罪合并为一个罪名的，也不是“牵连犯”，而是“结合犯”。如行为人采取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方法劫取公私财物的，构成“抢劫罪”。行为人劫取他人公私财物的手段行为就可能包括了以杀人、伤害、投毒、麻醉、捆绑、拘禁被害人等手段，创造条件，进而实施劫取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。在实施抢劫公私财物的犯罪过程中，行为人出于制服被害人的需要或由于惧怕被害人的挣扎、反抗，也可能故意实施伤害被害人的行为或由于过失致被害人死亡的。总之，“抢劫罪”是实际上的数罪，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也存在牵连关系，但由于立法将数罪合并为一罪处罚，在法学理论上称之为“结合犯”。
　　在法学理论上，牵连犯实施的是两个行为，侵害的是两个权益，触犯的是两个罪名，是实质意义上的数罪。但在刑罚上，考虑到牵连犯是数罪的一种特殊形态，在犯罪情节上，与一般的数罪和与单纯的一罪都有明显的区别，若作为数罪并罚显得过于严厉，如简单按一罪处罚又失之过宽。所以，牵连犯作为数罪并罚的变例，刑事审判中一般是按照其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罪从重处罚，即按一罪采用重罪吸收轻罪“择一重处”原则。“择一重处”原则对犯罪人的处罚既不失之过轻，也不失之过严，体现了对犯罪人的刑事处罚“罪刑相适应原则”。另一方面在诉讼程序上也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。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　　在司法实践中，并非都是纯粹的“牵连犯”或“竞合犯”，不排除某些案件既涉及牵连犯罪，又涉及竞合犯罪的情况。以下述案件为例：
　　被告人常某，男，1964年8月出生，原系某市城关区信用社主任、法人代表，国家工作人员。
　　被告人郑某，男，1973年7月出生，个体经商户。
　　被告人常某所在市城关区信用社有一辆“帕斯特”轿车。1999年6月10日，被告人以单位名义向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、第三者责任险及其他附加险，交纳了保险费。保险期限自1999年6月11日0时起至2000年6月10日24时止。
　　2000年5月，被告人常某因嫌该车破旧、年检麻烦，经与被告人郑某密谋，由常某负责提供车钥匙，由郑某将车盗走并归郑某所有，以便常某以车辆被盗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。同年6月9日，被告人常某参加一会议，驾驶该车驶往某市，入住一饭店。在饭店停车场停车时故意不锁车辆防盗锁。当晚20时许，被告人郑某依约来到常某入住饭店的停车场，用常某事先提供的偷配的汽车钥匙将车盗走(经国家有关部门估价，该车价值约为人民币20万元)。6月10日上午，被告人常某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，称单位车辆被盗;并向太平洋保险公司报案索赔。
　　当地公安机关和太平洋保险公司认为，城关区信用社投保车辆在保险期限的最后一日被盗，事出蹊跷，决定立案侦查。经调查取证，获取犯罪嫌疑人常某的有罪证据后，将其抓获。常某归案后，如实供述了自己伙同他人的犯罪事实。郑某归案后，亦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共同犯罪的事实。破案后，太平洋保险公司从公安机关领取了赃车。
　　该案被告人常某为骗取保险赔款而内外勾结盗窃本单位车辆，实施的是两个行为，一个是内外勾结盗窃本单位车辆的行为(即手段行为)，同时触犯了三个罪名，即盗窃罪、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。另一个是骗取保险赔款的行为(即目的行为)，触犯了保险诈骗罪罪名。从全案看显然是牵连犯罪。
　　但从案件的局部看，从被告人内外勾结盗窃本单位车辆的手段行为看，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以上罪名，又属于法条竞合犯。刑法规定一般主体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盗窃罪;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;但国有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、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，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贪污罪。该案被告人具有国家公职人员身份，利用职务便利，内外勾结盗窃本单位财物的行为应定贪污罪。
　　一般牵连犯罪是按照其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罪从重处罚，即按一罪采用重罪吸收轻罪“择一重处”原则。但刑法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特别规定：投保人、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，骗取保险金的;投保人、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疾病，骗取保险金的，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，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。所以，该案对被告人常某、郑某不适用牵连犯重罪吸收轻罪“择一重处”的一般原则，而应按法律的专门规定认定贪污罪和保险诈骗罪，数罪并罚